那一年，济源一中举全市之力在文昌路建设了新校区，我也有幸成为新校区的第一届学生。

学校占地110亩，设施一应俱全。有长满疯草的标准大操场，有一个房间八个上下铺床位、带杂物柜的宿舍，有一下早读课就百米冲刺抢油炸馍的大食堂，有牛老师不用话筒讲课就能响彻全场的阶梯教室，有进门需要带脚套不敢胡摸乱打的微机室，有学校西南角的竹林书山学海，有能点歌的广播室、能偶尔改善伙食的小食堂……想想都可美！

报到那天，我带着铺盖骑车走在铺满石子还未修好的文昌路上，还带了袋面去学校西北角开水房边上的房子里换了学校的粮票。又领了校服和床单，它们都被打上了号码，这个号码很特殊，代表你在入学时学校的排名，我都不记得我是多少号了（排名比较靠后吧）。我们那一届六个班，有300多名学生，从校服上判断，我们班有几位是全校前10名的。男女宿舍背靠背，都有独立的院子，男生宿舍在东边，我被分在下铺，免去了每天爬高上低的麻烦。

高一我是924班的，班主任是原道奇老师，同学中葛冬冬是我们班杰出的代表。

高二那年，学校文理分班，以我们4班和1班为班底组成了926班，班里还有5班的同学，班主任是李伯勇老师。那一年济源二中也合到了一中，增加了3个班，所以那一届我们是9个班，文科3个班，理科6个班。当时我们班杰出的代表是杨平和常铁柱。

那一年我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也就是教同学们唱唱歌、领唱课前歌。我喜欢流行歌曲，于是教同学们唱的大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有张雨生的《大海》、郑智化的《水手》、老狼的《同桌的你》、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好多好多，自己也不识谱，教歌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当时，其它班同学很羡慕我们班能经常在下午上课前唱流行歌曲。

有段时间年级组长范明亮老师瞄上我了，让我多教、多领唱革命歌曲，不过我偶尔也会偷摸地领唱流行歌曲。有一次被范老师发现了，让我拿着歌本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唱谱，我哪会唱谱！真是尴尬极了。后来被范老师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教育了一番，我也安生了一段时间。

……

上学期间记忆最深的美食是油炸馍。食堂里的大师傅会把前一天下午没有卖完的馒头在第二天早上用过水后油炸一下，香甜酥脆，搭配养早上的稀汤面条，吃起来真是美味，一顿最少要吃两个油炸馍。

为什么记忆深刻？因为油炸馍是限量供应，学校人又多，需要在早读课都没下课的时候，找一个同学委以重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学校大食堂的油炸馍档口买馍，稍微晚上几秒都要排很长的队伍，没有吃到的同学只能喳喳嘴望“馍”兴叹了。

油炸馍外皮金黄，炸得有点很的，热油会渗到馍中心一半，那就赚大了。那个年代我们还是想吃油大些的。

午餐时间我们解馋的方式是到学校西边的小食堂，其实就是一个个小店。我们吃炒面的次数较多，感觉那时候的炒面可真是好吃。

下午大食堂都是现蒸的大馒头。我记得有的同学一次能吃8个馒头，当时也没有桌椅板凳，都是蹲在地上吃饭，现在想想也挺开心。晚上放学我喜欢到大食堂东北角的肉丸摊儿打上一碗肉丸解解馋。

最最解馋的是几个人到学校对面的那家小饭馆点上几个菜，高高兴兴小聚一下。现在都记不起来当时自己喜欢吃的菜了，记得清楚的是欠了人家小店60多块钱，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后还是哥哥帮我还的账。

在学校遗憾的是没学会打篮球，却喜欢上了足球，虽然踢得不咋的，但是满腔热情。当时我们这一级有几位同学踢得很不错，是我们的偶像，有商建涛、高峰、张波、高超等，感觉我们班没有踢得好的。现在，虽然我们马上年过半百，但他们依然活跃在足球场上，还能听到他们的消息。

打篮球我们班还是不错的。苗莽、郭海鹏、白传哲等几个人可以组成一个队，代表班级出征。当然5班的大个和4班的小个也是我们年级出类拔萃的。

记得有一次班级比赛中间换场地，我们班的苗莽同学还有点没适应过来，接到球后带着球帮对方投篮去了，他也没觉得对方球队都没有一个人拦他，如入无人之境，潇洒地来个三大步上篮，结果满场哗然。虽然这件尴尬事已过去30多年，“莽”同学也会偶尔请我和建东到北京吃个饭、一起去看个赵传、老狼的演唱会，但我还得把这事给他提起来。莽，尴尬不尴尬？

写了这么多没写到在校的学习，为啥？学得不好呗，那还能有啥！记得有次晚自习背历史，前桌的学霸杨平倒过来面对面背书，我觉得我和她聊了快一节课，结果下课时人家全部都背会了，而我只背会了几句话，太尴尬了！真的是往事不堪回首。

虽然我们已经毕业了三十年，很多同学都奔赴远方，也有不少的同学留在济源建设家乡，但同学之间的友谊依然紧密，每次有外地同学回来济源，我们都会聚聚，聊聊在一中的那些尴尬往事。

其实这些也不尴尬，反倒成为我们高中时期的最美好的记忆！